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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生命智慧的当代价值

来源:博源学术 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19-12-16

  摘 要:儒家生命智慧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意义深远。生命有三大问题:生命存活生长的问题、生命离世消亡的问题、生命感知体验的问题。生命智慧,是人对生命本质的洞见及其对生命问题的解决。传统儒家的生命智慧是浸透在历代儒者生命里,由知命到俟命的实践经验,根本上是以一种超越生命有限性的视角,谋求在世生命的实际问题之解决。这种解决一是对在生命困顿中生命有限性的洞彻,二是获得内心义无反顾的抉择信念,三是积极投入生命的自我实现与创造而获得最高自由。

  关键词:儒家;生命智慧;知命;俟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0-0054-05

  《文史月刊》办刊宗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变迁,深刻揭示发展运作规律,积极而又生动具体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儒家的生命智慧让民族的生命力朝向未来敞开,在今天乃至未来,以其对每一代中国人的启迪,而使“本来”与“未来”获得连接,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力量,也是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传统,在新时代个体道德修养的涵育之中,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意义深远。当我们今天追问儒学为什么具有坚定的入世精神,儒命为什么都要与“开物成务”相连,真正的儒者为什么其生命状态总是积极进取、乐观勇敢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生命智慧的层面去叩问与理解那样一种伟大而深沉的民族精神传统如何化育过往,不断陶铸和安顿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使中华文明仍熠熠生辉。

  一、何谓“生命智慧”

  今天,生命智慧从何谈起?恐怕往往起自于个体对生命发问开始。对生命发问,自人类存在之日起其实就从未停止过。简言之,生命智慧需要从生命问题谈起。无所谓生命问题,则无所谓对生命问题的解决,自然谈不上与“解决”密切相关的“知识”或“智慧”的问题。

  围绕生命问题的核心概念,“生命”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从何种层面理解它,我们的问题就将发现在何种层面。19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对生命科学的认知逐步积累,时至今日,使我们的常识里,已普遍接受了对“生命”从生物学、遗传学与物理学的综合层面来理解的定义。比如,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本质契机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物料交换,而且这种物料交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1]。最新的维基百科则对“生命”这样理解:“泛指一类具有稳定的物质和能量代谢现象(能够稳定地从外界获取物质和能量并将体内产生的废物和多余的热量排放到外界)、能回应刺激、能进行自我复制(繁殖)的半开放物质系统。生命个体通常都要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生命种群则在一代代个体的更替中经过自然选择发生進化以适应环境。”[1]这些定义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近现代人们基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对生命发问与解答的结果。从自然属性角度看,人类这一种群是截至目前在宇宙中能够发现的具有最为复杂物质系统的生命体。从自然属性来关照人的生命问题,生命问题也就体现在人类生老病死中的自然生命续存、健康、进化等问题。古代有专门研究长生不老术的,现代进化为专门研究养生术的,都属于研讨这一层面生命问题解决法的,其中不乏有些十分荒唐,实属一种偏狭地对生命问题的探究与解决。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曾在他《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讲演里提出要“以科学来应对三大致死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对人的生命的挑战”[2]。这也是在自然生命的层面来推进19世纪以来人类在生命科学认知之路上步伐的。动物按本能生灭,人类则靠发明创造改变自己自然生命的进程,这里面有超出本能的知识积累。

  然而,近现代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在狭隘的视角里片面地光看到自己创造的伟大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之时,以一种近乎狂妄的态度相信自己可以征服自然,成为地球霸主。但很可惜的是,人类却依然还不能真正征服自己,因此也将直接危及这个族群在地球上的绵延——不用说,人类尚不能决定自己的生,也还不能决定自己的死,每个人仍必须遵从自然生命的本意,只可获得有限的在世时间。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有限性,对个体而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人类社会某一时段,如果恰巧生存环境恶劣、杀伐征战尚属平常、贫穷动乱仍是挑战的话,这一切就将成为个体生命的全部倒霉遭遇;更者,在今天,当个体生命的外在小环境已然和平富裕,又为什么还有自己求死、抑郁痛苦不断在发生呢?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具有独特的气质禀赋;所处世界,也都具有每个时代、地区的历史特殊性。为此,个体生命历程很不相同,而且并不被担保必然都有个美好幸福自由的过程。与以往人类相比,现代社会里的人,生命遭遇的挑战并非主要是大规模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带来的生存危机,倒是时代主题的急剧变化与对未来的不可控感,不断挑战个体的感知体验极限。于是,极具个体性的生命委顿问题凸显了出来。委顿就是生命的颓丧、疲困,用现在的话讲有三种表现:“无聊”“佛系”“自戕”。第一种是“无聊”。无以聊赖、凭借的生命状态,想找却找不到这条生命的存在感,只好通过不断地对物的占有和消费来寻找存在感。第二种是“佛系”。生命的感知体验保持无痛无乐、怎么都行状态,丧失改变、奋斗的志趣,不想(不屑)证明这条生命的存在。“佛系”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佛系”实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在感知体验层面的消极抵抗与心理防御状态。第三种是“自戕”。自我伤害乃至自杀,直接否认自我生命的存在价值,生命的存在简直毫无意义,痛苦万分。自杀是生命无意义的极端表达。生命的委顿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人的不自由:为物所役、为感受所役。因此,更为根本的是,人类生老病死问题的背后还有深一层的生命问题:在世生命对幸福与自由获得的问题。人类的生命如何面对不可控的客观生死,外在于己的客观社会生活,无力控制的主观精神世界,去增进生命绵延的质量?这里就涉及对生命精神层面的理解,我们人类至今都在孜孜以求地探寻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之道,这里面就有一个超出知识的智慧存在。

  跳出只与其他动物生命体相比较的“高贵”视角来看待人的生命,也许可以平和客观。随着当代宇宙天文学的不断发展,让我们人类基于科学而不是猜测,拓宽了理解自身的视角。天文学家萨根曾在《伊甸园的飞龙》这本书里做了个宇宙年历,把138亿年的宇宙历史浓缩为1年,他说如果说1月1日是奇点大爆炸宇宙诞生的那天的话,那么直到12月最后一天的22点30分第一批人类才刚刚出现,人类那些伟大的历史事件:工业革命、发明计算机、人类登录月球、互联网诞生……只是最后“一秒钟”发生的。这样的宇宙视角,能让人更好地理解自身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同时又不乏对这个具有创造力的种群生命以恰当的尊敬。人类生命体,难道不是宇宙的瞬间光亮,却也珍贵非凡吗?

  人生就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出现在宇宙历史中,从出生到死亡之间那段生命历程。就人而言,“生命”是个体的存活生长过程,是生老病死的自然历程,和所有的生命体没有本质区别。有寿长夭短、有旺盛凋敝。其次,“生命”也是个体的感受体验过程,是苦乐自由的精神历程,这又在宇宙中可能独一无二。有喜怒哀乐、有丰盈单调。人的生命具有“存活生长”和“感知体验”两个面向,体现了人作为类存在的生命属性。所以,我们会把生命比喻为“河流”,标识着生命的“过程性”,来说明生命流逝的一去不复返。我们也会把生命比喻为“花”,标识着生命的“复杂性”,来说明生命无限的可能性。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个体生命这两个面向只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理解。我们来到世界上,拥有的宝贵思考能力,其初衷大概不是来为了专门来证明活着没有意义的。我们都不可遏制地要去捉摸生命意义,叩问生死之间这一世人生该怎么活得美好。正是在那个时刻,人类感到“生命在世”是个不小的难题。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只依靠知识就能解决生命在感知体验面向上的诸多问题,生命智慧即从这里谈起。

  先看智慧,“智慧即合乎人性发展的真理性认识,智慧是具体的。智慧是对宇宙人生的某种洞见,它与人性自由发展内在联系着。”[3]已故哲学家冯契先生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如是言。智慧是对客观知识的获得,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不止于此,更是与人的存在、感知、体验密切相关的认识。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体性,别人的智慧不经过你自身的一番经历体验是无法迁移到你的生命中的;另一方面体现为实践性,没有具体实践就没有真理性认识的获得,就没有智慧。所以,属于智慧的东西,无法教授,只好启迪,也是在这点上,智慧与知识很不同。那么我们探讨的“生命智慧”是什么意思呢?每個人在生命的具体展开中,都会对生命三大基本问题,渴望获得来自内心的确定性,哪三大问题:生命存活生长的问题、生命离世消亡的问题、生命感知体验的问题。对生命的实然有洞察、对生命的使命有体悟、对生命的自由有实现,这就是我们希望拥有的生命智慧!所以,生命智慧根本上,就是人对生命本质的洞见及其对生命问题的解决。这种解决对个人而言,体现在对生命有限性的领悟、义无反顾地做出生命的选择,极尽可能地把生命的潜能予以充分的实现,在社会生活中良好地安顿自己的精神世界。可见,生命智慧对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实现美好希望、丰富生命意义具有重大意义。生命智慧是属于人类的,它的实现必然是对真、善、美统一的具体实现。因为,只有在这个具体实现中,人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宇宙与人生,从而真正获得自由,而且是最高自由。

  二、儒家的洞见:知命

  传统儒家的生命智慧从根本而言,是以一种超拔于生命有限性的宽阔视角,洞彻人生的意义,谋求在世生命的实际问题之解决。从一开始,儒家的生命智慧走向便不是要专注生命的自然属性来了却人的生老病死带来的问题,而是要超拔出自然生命有限性来解放人对自身生命的诸多束缚。传统儒家的生命智慧从具体而言,实际是浸透在历代儒者由知“命”到俟“命”的生命当中的造“命”史,是一种实践经验。我们若要接受儒家生命智慧的启迪,而非只是记诵生命知识,最好的方式便是理解历代儒者所面对的历史环境,他们的生命问题及其他们的真实抉择,然后再在实践中体悟一把。儒者,不仅包括儒家学派里的先贤,比如孔子孟子;还有许许多多尊崇儒学,通习儒家经书的读书人,他们都具有典型的“入世”的人生态度。

  儒家的生命智慧,首先体现在儒者的生命洞见之中,这种洞见可以概括为“知命”。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儒者洞见“知命”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洞见了“知命”,就开启了生命智慧之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是儒家对生命之问的经典表述之一,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在这里,只用普通人的常识就好,古代人和今天的我们在这一层面的体验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孔子有个学生,叫冉耕(字伯牛),品性高洁,却得了重病,孔子对冉耕情同父子,伤心得不得了,呼之这个人啊,竟然得了这种病!这个人啊,竟然得了这种病!感叹这样好的人也竟得了恶病,扼腕叹息之余只能将其死的结局归于“命”。后来,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字子渊)也先他而去,“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痛苦万分,直喊老天爷要了我的命啊!老天爷要了我的命啊!这在向来主张“哀而不伤”的孔子来说,显然是超出了中和之度,悲伤之极。命,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生命体验层面被意识到,表达着个体对自己及相关的人,生死、寿夭、贫富、贵贱、祸福等际遇不可知、不可控的无奈。“命”,殷商时期多指上帝的命令,周代则多指天的命令。如“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雅·大明》)只是到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处,才首次明确地谈论以上具有个人色彩的“命”,发出了有德的人为什么得不到天的庇佑的生命之问。孟子后来给这样的“命”下了定义:“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命”,是儒者们深刻体会到的一种人力不能自主且不可知的外力对生命的影响,关涉从个体的生死、疾患、穷富乃至“道”之行天下与否。那么儒者该是很宿命的了?恰恰相反!对于至今我们还会听到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从真正的儒者角度来看,只能说是一种对客观无奈现实的旷达陈述,至于推出接下来就得认命不作为了,那恐怕真是后人的俗常曲解。

  儒者体验到不可知的“命”,却反而主张要积极地用理性“知命”,不矛盾吗?而且为了什么?儒者讲知命,是把这个“命”看作为生命的道理了,融合了儒家内在精神的坚韧生机。知命,这个第一层就是要知作为个体命运里哪些是不可控的外部条件:“时和遇”。认识外在于自己个体生命的时机、时代的变化,理解求而不得、不求而得的各种际遇。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记载了当时儒家学派对这个“命”化作对“时与遇”的理解:“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舜耕于历山,陶拍于河谷,立而为天子,遇尧也。邵繇……遇武丁也。……初韬晦,后名扬,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怨,隐非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穷达以时,德行一也。……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①楚简在此指明了个人的穷通祸福无论如何变化,都有一个特殊的“常”在,这个“常”即在于有个外界的时世和际遇的“变”是永远存在的,这即是儒家认为要知道的每个人的“命”,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只有变化是永远不变的。”我们要对这句话本身有所觉悟,才能做到不去专营揣测一个个具体变化,恰恰是要从无常的变化之中识别其中的常,从理性上把握“时”和“遇”,当然对这个“知”自然有一途径与一方法,这里暂且不细论,只需要明白的是这途径与方法就是要记得人的眼睛首先得向世界去看一看,要“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知天所为,知人所为,多见多闻,这可谓对“命”在个人感知体验上的具体所知,不可不说是生命认知上的洞见。当然,对“知命”的洞见绝非只是停在这一层面上,否则还为什么以时以遇作为具体的认知内容来具体化?知命的根本要义,在于儒家对“不可知”这件事本身希望达到内在确定性——即知“不可知”。这恐怕是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的更深一层理解。这是知命之“登堂”段位。更进一层则要知个体命运里自己可控可为的内部条件,在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一文中也讨论了这一层的“知命”,深化了我们对儒家“知命”的了解,正所谓“君子敦于反己”。修身乃至行当行之事的德行是可以全凭自己的,有一份作为就有一份进步和改变的可能,儒者关注明察天人之分,显示出其理性的旷达,而对自己这条生命的长度与宽度讲究认知,则不能不说显示出理性的敦实。所以儒者都会强调“己”,“知命”在此自然转换为要知“己”。为什么孔子常对弟子教导“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能也?”(《论语·宪问》)老是患虑他人,就是不知命啊!不知命中的“无常”之“常”,不知命中的“时与遇”,这种患虑就不算是生命的洞见,更谈不上智慧,怎么能让生命的历程获得正确的打开方式呢?毋宁说这只有让生命为他人所役;而人却需要常常患虑自己的能力,捉摸自己的能力,这正是儒家重“学”的由头。这就是知命之“入室”段位了。“知命”本质上就是深刻理解哪些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哪些是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应当做的。然而“知命”绝非易事,它一开始就要求一种超越俗常的理性直觉。

  三则在对生活的享受里获得生命质量上真实丰富的广度延拓,由此体现出个体生命在幸福观上物质与精神统一。虽然孔子一生坎坷奔波,然而这却并不妨碍孔子尽情乐享生活的每个当下。过好平常生活,重视、爱惜自己的生命历程每一个时刻给予的感知体验,才能更好地在关键时刻有修为、有能力承接使命。所以,孔子是个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有好吃的,总是神色改容而不自觉地会站起来“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论语·乡党》);孔子会是个乐迷,“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孔子一生热爱学习,认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就是“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在家中时的状态总是“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一副轻快舒展的样子。何以如此,不怨天不尤人的真实状态来自“俟命”的真诚实践,这种纯粹的真实的快乐真是让现代人羡慕不已。

  明代大儒王阳明对个体生命的超越上与孔子一样,以典型的“知行合一”学说诠释了自己的生命智慧。他的人生困厄经历甚至比孔子更猛烈,下狱、被贬、追杀,王阳明却在成圣成贤的志向指引下,经历委顿,却终没有沉溺,被贬到条件艰苦的贵州龙场,获得一场著名“龙场悟道”找到了内心的自我确定性,从艰苦的生存环境与前程渺茫里生发“吾今惟俟死而矣”[5]的“俟死”心境,然中获得对命运本真的理解,领悟到圣贤境界不向外物所求,而是全在自己,转而以“俟命”之生命积极状态,终发明了“致良知”的心学,这一学问与其知行合一的人生践履不可两分。王阳明这样来理解自己的“俟命”之学:“‘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6]俟命对王阳明的自我成长历程来说就是在生命的一系列委顿处不逃避命运祸福贫贱而坚守仁义,点滴认取天命的“学以成人”,它解决的正是人生困顿处对生命状态的选取与坚持问题。王阳明的“俟命”之学不但对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更对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起到了鼓舞作用,而且东渡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阳明曾因平定宁王叛乱被授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他能文能武、其气节、功业与文章都属中华文明中的丰碑。王阳明故居有一块牌匾,上书“真三不朽”,准确地说明了一代大儒王阳明在立功、立言、立德三方面,都真正做到了不朽!他的自然生命有限性在其超越中,融汇到民族的历史生命里而不朽,重要的是王阳明他自己真诚地在生命的历程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圆满。

  真正的儒者一生修身俟命,从未停止过,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度精神自由境界为其目标,儒者这种自由不是由佛系而来,而是脚踏大地,做足人事而来。儒者生命的意义正是个体生命在某种使命感的自觉认取中极尽绽放,充盈丰满地发展它,通过对在世自然生命有限性的超越——在社会历史生生不息的民族历史生命中达到不朽——获得生命在其自身的历程中的终极意义。通过对儒者由知命到俟命的生命智慧的探究,今天我们能否受到启迪,这须取决于我们对当今人类自身所处的时代、世界的发展变化趋势的洞察,深刻领悟个体生命所处的大变局之发展进程,恐怕还取决于对我们自己的个体禀赋、才能进行自觉的判识,由此获得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领悟以及将个体生命融入民族历史生命的觉悟,在此基础上从而获得义无反顾地做出某种向善选择的勇气与能力,真实地把生命实现在社会生活的创造之中,是为当代版的“俟命”。

  从生命问题之解决的根本义上看,儒者“俟命”的最大启示在于越能认取到时代变化中强大的使命召唤就越能够建构起人生意义与稳定的幸福感,就越能增进我们的生命智慧。生命的意义、稳定的人生幸福感本质上都不在那些人无法控制的外在性事物。这些外在事物既包括个体本身的先赋因素,也包括身外物质利益。生命的意义、稳定的幸福感在于自觉意识到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为了人类美好生活,为了人更尊严、更自由的生存而奋斗不息的使命中。

  个体天赋才能的大小差异并不能决定对人生幸福感的分配比例,人生的终极幸福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将自己坚信的事业做到极致的人,正所谓尽人事的人活得最坦然快乐,最能享受生命的充实。这是因为凡能將自己坚信的事业做到极致的,其一定内含着个体的创造,我们的生命意义和幸福往往来自个体的创造过程,而我们的创造物乃至创造过程将标识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快乐无法长久地来自单纯消费,因为消费仅仅只是消极占有,却没有创造。挫折困难一时会成为生命委顿的元凶,然而它们仅仅是生命之河里的某一个生活当下,它们在使命意识中,必然会成为创造生命丰富充盈的重要条件。君子居易,即能在挫折困难的环境中仍保持良好心态,平常处事,行当行之事,体悟人生。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传·系辞》)传统儒家生命智慧依旧在今天熠熠生辉,它启迪我们在理解生命短暂美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领悟,每一个生命每一段人生,除了像是宇宙间的瞬间光亮被点燃之外,它还可以如此独特、自决,通过创造活动实现对个体有限的自然生命的超越,以成就如此绵延伟大的文化与文明。无论我们是接受了怎样的气质禀赋来到这个世界,无论我们每个人的时机与境遇有多少差异,我们其实都可以将自己有限的生命灌注到人类生生不息的潮流中,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创造美好价值,让自己的这个个体生命由此极尽所能地丰富充盈起来:自由而充分地发展,这就是人生之大业;每天都有新的获得,这就是人得天地大化之“道”于己的最大的“德”。这正是来自生命本身馈赠给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与快乐,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本质恰恰是我们自己为自己造命所达到的日益自由的境界。

  参考文献

  [1]谢平.生命的起源——进化理论之扬弃与革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74.

  [2]施一公.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J].科技中国,2016(2):90-93.

  [3]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C]//冯契文集: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1.

  [4]钱穆.中国历史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25.

  [5][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C]//王阳明全集(四).北京:线装书局,2014:179.

  [6][明]王守仁.传习录上[C]//王阳明全集(一).北京:线装书局,20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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